编者按
　　
　　1949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担负国计民生重大发展规划任务的中国纺织工业部成立。
　　
　　1949年，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此迈进了崭新的历史纪元。
　　
　　1949年，作为国家工业基础建立与壮大的母亲行业，中国纺织工业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发展画卷。
　　
　　70年来，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为支撑国民经济的振兴发展，为实现从纺织大国到纺织强国的跨越，一代代纺织人深耕广种、砥砺奋进，以喷薄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
　　
　　如今，经过全面深刻的转型升级，全新的行业定位以及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中国纺织工业再一次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回望70年来的风起云涌，激情燃烧，知历史才能明今日，曾共同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非凡印记。在这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时间节点上，本刊特别推出“请回答1949”专题纪念策划，让我们共同回首纺织来时路，对话新中国纺织发展史上的那些人和事，聆听时间的回音，以前人智慧点亮未来之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叩问1949，共庆70华诞。
　　
　　陈树津，祖籍浙江绍兴上虞，1949年出生，与共和国同龄。从一个纺织机械厂学徒工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副会长、秘书长。49年的工作经历全部在纺织行业，对此充满感情。
　　
　　1978年，我当时所在的天津市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公司领导告诉我一个消息：纺织工业部决定在五月份召开第一次全国纺织工业学大庆会议，现在要从几个省市纺织工业局借调一些人去北京做筹备工作，天津纺织局准备派几个人去，让咱们公司去一个人，公司决定让你去，可能要两个多月。
　　
　　1978 年3月25日我来到了北京，在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报到。两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全国纺织工业学大庆会议圆满结束，因为工作需要，我继续被借调到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没承想，从来到北京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回到天津上班，而在北京东长安街12 号这座大楼里整整工作了36 年，一直干到2014 年年满65岁所有职务卸任。
　　
　　机遇降临
　　
　　纺织工业部是1949 年10 月19 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部委机构之一，其1951 年兴建的办公大楼就在长安街上，隔着公安部就是天安门广场，可见纺织工业当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初来京的三年间，西章胡同、正义路4 号、南湾子胡同5 号这些地方都住过，留下许多有意思的记忆。刚到北京时就住在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纺织部招待所，来往客人都是全国各地来纺织部办事的同志，大家要凭所在省市纺织厅局介绍信，先到部里行政司接待处开具证明，方能入住。房间极其简单，只有四张床，四个床头柜，四个脸盆，四个暖瓶。开始，我们一屋四个人都是筹备会议的，后来剩下我和禹长春，其他两张床的人则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我在这里只是睡觉，早晨六点多去单位，晚上十点多回来，吃饭、洗澡、看书、学习都在部里。
　　
　　在招待所住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后来研究室的领导找行政司帮忙，我搬到了正义路4 号的单身宿舍。这是正义路与东郊民巷交叉路口的一幢西式洋楼，1949 年以前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长街12 号办公大楼没盖好之前，这里曾是纺织工业部的一个办公地点。现在民生银行在此办公，这个楼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楼里的房间又高又大，楼道宽敞。部里没结婚的，婚后无房的，许多人都在这里住。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常串门聊天，一台电视放在一个大房间里，人也很多。我住在这里品尝过肖邦放制作的红茶菌、唐麟松清蒸的大闸蟹，向吴永生老师（后任机械装备司副司长）讨教过怎么防治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一起围观过1980 年时中国队参加的世界杯外围赛（1982 年在西班牙决赛）电视转播。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搬到天安门红墙后边的南湾子胡同5 号单身宿舍。平房大院子，院子里有枣树、压把儿井，夏天乘凉的好地方。屋子里多是地板地，夜间有老鼠来回跑，冬天搬运蜂窝煤，生炉子取暖。
　　
　　1979 年我结婚了。1980 年我爱人来北京探亲，机械局王希凤同志就把她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后来，我在院子里也住了一间，生产司有同志亲属来，我也腾出来几天。大家在这个大院里相互帮忙，像个大家庭，挺热闹的。
　　
　　住在单身宿舍那几年，一天三餐基本都在部机关食堂吃，食堂多次被评为国家机关先进单位，饭菜既便宜又可口，魏德明、云洪珊他们几位老师傅做的烧茄子、炸猪排，都是经典佳肴，那叫好吃，让人难忘。
　　　　
　　充实积累
　　
　　1981 年是我的幸运之年，经过京津对调手续，我调入北京，女儿也出生了，当年我已32岁。俗话说“三十而立”，我在经历了工厂八年，工业公司五年、纺织工业部三年（借调）的基础之上，今后的路就定在了我已经很感兴趣的工业经济管理方面。我很清楚，实际工作16 年是我的优势，但知识浅、窄、散是我的致命弱点，虽立足但不稳，我必须充实自己，脚踏实地，尽快提高，适应这个岗位。那时，我是把自己当成篮球队的板凳队员，千方百计增加板凳的厚度是自己的首要任务。
　　
　　在研究室工作的一个最大优势是可以参加各类高端会议，如在部里，参加部领导召开的专题业务会议、重大工作讨论会，甚至部长办公会议，这里可以听到部、司局领导、技术权威的发言，这个待遇是部领导特批给研究室的。再如每年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研究室的同志都被派到文件组、简报组，听各省市厅局长的发言，作记录、写简报，那个时候会议时间都比较长，十天左右，所以讨论工作比较充分。每位厅局长都能长篇大论讲一番。又如全国纺织厅局办公室主任会议，那时的办公室主任几乎个个都是笔杆子，上海施颐馨、江苏庞群、山东周铁民、湖北王润生、河南张鹤亭、辽宁顾石民、天津李祖诗、北京张耀之、浙江郁善等等，各省市厅局的重要文件、领导讲话大都出自这些人之手，办公室主任之会实际是笔杆子聚会，更多的是研究行业问题，而非行政工作。
　　
　　研究室内部一片文风，除了开会、出差调研、查阅资料，就是写。起草部领导讲话、综合性文件，写调研报告，写内参，写纺织工业简报，写纺织工业通讯（那时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宣传全靠简报和通讯，《中国纺织报》1986 年才创刊）。
　　
　　吴主任他们不但亲自动笔，还具体指导我们。同志们出差回来，研究室领导要组织大家一起听情况汇报，对一些热点、新鲜问题还要进行讨论。张铎、周鹏年、陈义方、董齐亮、朱庆颐、薛庆时等同志都是高水平。不仅引经据典，而且思路创新，有时意见不同则争论不断，我们听得真是受益匪浅。现在大家常说的纺织三大终端产品，就是研究室同志议论出来的想法。那几年这些老同志言传身教给我最大的两点收获是：一为不怕苦和枯燥，要坚持写，不怕改，吴主任常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只有写，才能促进思考，才能碰到问题，才能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提高认识水平、工作能力，甚至领导水平。写作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二要写的言之有物，提炼归纳准确、实在。如果是哗众取宠、顺潮流喊口号、长篇大论讲概念，那叫“做”文章，不是真正笔杆子，也不一定真有水平。
　　　　
　　初出任职
　　
　　1985年经部党组讨论决定，4月20日吴文英部长签发任命书，我担任了办公厅秘书处的副处长。在秘书处我分工负责部发文件核稿和打字室、收发室工作，核稿工作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文字水平和业务知识，总体上说这些都是为部机关服务的工作。除此之外，秘书处也有专门的管理业务，即国家机关公文处理业务。公文处理是国家机关运转的一个重要手段，公文处理工作的好坏，关系到机关办公的水平，影响办公的效率。
　　
　　纺织工业部是个老部委，在公文处理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底蕴，做事规矩，不失大机关风范，这得益于办公厅秘书处一直以来对工作的管理和对机关人员长年不断的培训、辅导，这也要求秘书处主管人员对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规定非常熟悉、对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有一定研究才行。我也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学习并继承罗加、赵元璧、金余等老处长们的工作方法开展工作（后来我经常在部机关及直属单位主讲公文处理）。在抓日常工作的同时，我常想在工作中还能有哪些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计算机上输入汉字开始兴起，特别是五笔字型输入法已有影响。我想，打字室现在十来个人，都是使用手动打字机，效率也就那样了，而电脑打字明显要比敲铅字快的多，并且易于改错，社会上也已出现利用计算机输入、针打蜡纸、油印资料的情况，能不能运用这些打印公文呢？这将会大大提高效率。于是我找到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发明人王永民，在中组部招待所地下室里我们见了面。他说，正在和有关单位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你也可以提出要求，我们改进。回来后，我一方面派打字员勘小玲参加王永民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学习班，一方面把打印公文的格式、字型、字号等要求提供给他。不久，合作就有了成效。先是勘小玲通过学习班学习，进步极快，打字效率提高几倍，并且在王永民举办的比赛中获奖，她回来后教打字室其他同志掌握五笔字型输入法。后来则是通过王永民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计算机上打印文件基本符合要求。这样在办公厅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向部领导提交了改造打字室的报告，由手动打字机改为计算机打字。主管科技的何正樟副部长派秘书王青华进行了调查，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同意立项。在部科技司孙文秋高工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完成了这个改造项目。纺织工业部也是最早实现用计算机代替手工打字机打印公文的部委之一。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现象：过去打印公文，只允许打一遍，校对后在蜡纸上直接改错，然后送油印室印刷；而需要征求意见的文件可以打两遍；最重要的部领导在全国会议上的讲话也不准超过三遍，就得送铅印室去排印。而自从采用计算机输入、打印后，就反复出现了一些文件改两三次的情况，原因是修改太方便了，把规矩也给破了。效率大为提高又带来打印量加大、打印针头总坏的问题，这让我很头痛，而换针头成本太高。怎么办？针头贵，但针并不贵，可是得有人会更换。当时部计算中心的魏侃同志正在帮助机关维护计算机，我就请他帮忙，他很随和热心，不论工作时间还是业余时间，随叫随到，帮我解决了问题。
　　　　
　　责任愈重
　　
　　打字室的十来个女孩子，个个手疾眼快、干活利落，张惟是组长，管理得很好。我们商量，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工作乐趣，在打字室搞一场电脑输入汉字比赛，并设想今后每年搞一次。第一次比赛大家兴高采烈地参加，邬小青得了冠军。第二次还未组织，我在秘书处的分工就被调整了，让我负责值班室的工作，这让我的压力陡然增大。
　　
　　值班室是部机关的中枢，部领导的秘书们也都在值班室。值班室直接为部领导服务，协调各司局有关工作，督办落实；值班室又像公关部，对上联系中办、国办，机要室就设在值班室里，同时，与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外贸、人事、劳动等各个部委办局、人民团体的值班室保持渠道畅通。值班室在许多部委又叫部长办公室。值班，顾名思义，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人，要及时处理工作。中办、国办要求我们值班室24小时必须有人，红机子（保密机）铃响三声必须有人接听，这不仅是制度，更是纪律。那时候晚上都是一个人值班，就是去厕所耳朵都要竖起来的感觉。
　　
　　我开始负责值班室工作的时候，女儿快上小学了，但由于我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之中，一晃就十年过去了，女儿已然初中毕业。而我基本上没给她开过家长会，没给她辅导过功课，更没给她报过任何课外班，送她去学习，也没有在生活上给予关心，所以，都不太知道她是怎么就长大了的。现在回想起来，遗憾颇多。
　　
　　1990 年2 月7 日，我被任命为秘书处处长，5 月4 日值班室改称为办公厅部长办公室，我被任命为部长办公室主任，此职务也仅此一任，因为后来机构改革了。
　　
　　199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撤销纺织工业部，组建成为事业单位性质的中国纺织总会，8月3日我被任命为总会办公厅副主任。在秘书处、部长办公室任职期间，主要还是事务性工作多；当办公厅副主任后，由于分管调研处、法规处、信访处，文字性工作又成为主要内容，这是因为纺织工业部改建成中国纺织总会后，撤销了政策法规司，而综合性文字工作的任务都落在了调研处。
　　
　　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几项大的工作。一是筹备中国纺织总会成立大会。1993 年6 月2 日召开，李鹏总理表示祝贺，朱?基、李岚清副总理出席会议并讲话，罗干秘书长以及十几个部委的领导出席会议。
　　
　　二是筹备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纺织工作会议。1994 年8 月23 日召开，全国各省市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副市长、经贸委主任、纺织厅局长等共200 多人参加了会议。罗干秘书长主持，李岚清副总理讲话，国家经贸委王忠禹主任、吴文英会长讲话。调研处的同志在中南海里帮助起草讲话稿。
　　
　　三是筹备全国纺织劳动模范、先进集体表彰大会暨全国纺织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995 年4 月10 日召开。我因在值班室、部长办公室工作时与国办各秘书局建立了比较熟悉的工作关系，部领导就派我在国办联系有关准备工作。那些天我三天两头往中南海跑，向国办领导汇报情况，如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克智同志、秘书二局局长石秀诗同志、副局长赵维绥同志、秘书一局局长李树文同志等，他们对这次纺织劳模大会的召开给予了很大支持。4 月13 日，全体会议代表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了李鹏总理，朱?基、李岚清、吴邦国副总理，罗干秘书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李鹏总理还讲了话。能够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并受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这在各个行业中是绝少得到的待遇。劳模们感到无比荣幸。
　　
　　四是制定纺织行业改革解困方案。1997 年中央抓国有企业改革解困，纺织渐为重点，因为亏损最大。国家经贸委要求中国纺织总会提出解困方案，总会各个部门都在研究，办公厅调研处更是集中精力起草这一方案。7 月份因吴文英会长年满65岁，由石万鹏同志接任会长。石万鹏同志在国家经贸委就主管纺织脱困工作，到总会后继续下大力量抓，朱?基副总理也亲自过问。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纺织工业被列为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突破口，并明确了要用三年时间压缩淘汰1000万落后棉纺锭，分流120 万国有企业职工，全行业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正是由于解困工作，我在王天凯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内容彻底转为行业业务工作。
　　
　　五是编辑《中国纺织工业年鉴》。“纺织年鉴”是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才开始编辑出版的，以史为鉴，纺织工业的发展历程也得到了系统的记载。开始由研究室朱庆颐处长任编辑部主任，一直编辑出版到1990年，由于他到了退休年龄，就由我来接替工作。我从1991 年到2000 年共编辑了八册（压锭三年合出一册），总计650 万字，相当部分的工作量是利用业余时间。虽然期间经历过三次机构改革，但始终坚持下来没有断档。2001 年国家局被撤销，成立了协会，就把此项工作交给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改版为年度《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并继续延续下来。
　　
　　在编辑“年鉴”中，我觉得有一件工作挺有意义。那时因为我不太了解1949年以来担任过纺织工业部的部级领导干部都有谁，有一次李涛同志到值班室来，我不认识他，而后我问别的同志他是谁，老同志告诉我，他是辽化总指挥，也是纺织部副部长，平时都在辽阳。当我主编了“年鉴”后，我就想应该把历任部级领导登在“年鉴”上。于是，我请人事司的同志列名单，并写简历，我则通过各种方式联系要他们的照片，最后在1992 年“年鉴”上，纺织工业部所有历任部级领导干部都如数登在上面，这应该是第一次。
　　
　　我在值班室、部长办公室、办公厅任职的时间，有十二年左右，一直是吴文英同志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我也曾负责过一段时间的部党组秘书工作，把我放在这些位置上，是吴文英部长及部党组对我的极大信任。2005 年后吴部长因身体不好，经常住院，我曾多次看望。2007 年4 月25 日，贺凤仙同志（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吴部长工作时期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吴部长不太好，你赶紧到北京医院来。我当时出差正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接到电话，下火车就赶去北京医院，26日，吴部长就去世了。后来我代表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送吴部长骨灰到常州安放。2008 年，我又代表“协会”参加了吴部长骨灰在运河的撒放仪式。至今还是很怀念吴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