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现了增速较高、通胀较低、就业较好的良好局面，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开局良好。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内需潜力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也是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的基础。据统计，2021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9.1%， 国内循环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在新形势下，我们应重点统筹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把握“三个聚焦”，聚焦短期需求收缩压力，聚焦国家重大战略，聚焦收入分配改革，提升宏观政策精准性，夯实国内需求发展基础，激发国内需求潜力，通过更好地扩大内需应对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短期需求收缩压力，提升宏观政策精准性
　　
　　2021年，尽管我国经济受到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汛情等短期因素冲击扰动，但消费、投资需求仍然平稳增长，出口需求成为经济亮点。同时我国国内需求增速放缓， 收缩的压力也有所增大。面对当前存在的短期国内需求紧缩压力，应客观认识并厘清其原因，通过加强宏观调控，提升宏观政策精准性积极应对。
　　
　　（一）我国具有应对短期需求收缩压力的宏观调控“底气” 。从经济发展基本面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0.37万亿元，到2021 年突破114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 万美元， 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且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继续保持了平稳上升势头，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经济增长惠及民生,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成就。同时,市场经济规模不断拓展，发展质量逐渐提升,为人们提供了广泛参与经济、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增长迅速，按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50万元为标准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说，我国经济整体平稳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仍然存在，这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应对短期需求收缩压力提供了雄厚底气。
　　
　　（ 二） 厘清影响内部需求收缩的主要因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能力不足。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9.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1%，其中城镇居民实际增长7.1%，低于GDP8.1%的增速。二是居民消费意愿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呈多地局部暴发和零星散发状态，对线下消费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餐饮、住宿、旅游等生活性消费方面。三是居民消费习惯改变。受疫情持续和防控常态化影响，居民消费习惯已发生长期改变。根据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所做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储户选择更多储蓄的占比为51.8%，比前一季度又增加1.0个百分点， 远高于疫前水平。影响我国投资需求收缩的主要原因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房地产投资减弱。2021年以来，房地产企业面临融资“三道红线”、银行贷款集中度管理“两个上限”、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两个集中”三重调控政策，融资监管持续呈高压态势，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成为固定资产投资下行的主要因素，收入下滑外加还款压力增大也将对新增房地产投资形成持续抑制。另一方面，为控制宏观杠杆率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城投公司等地方投融资平台受到严格的融资监管约束， 社会融资条件趋紧，导致社会融资规模整体收缩，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低迷。
　　
　　（ 三） 在“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基调下提升宏观政策的精准性。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应对短期需求收缩压力， 仍然应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继续进行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同时不搞“大水漫灌”，不断提升宏观政策的精准性，既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又协同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首先，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稳定，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注重经济风险防范，继续推动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 六保”以及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二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的重点和结构；继续发挥专项债对有效投资的拉动作用，可小幅上调发行规模，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三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增长需要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注重采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定向支持小微企业、三农、绿色产业、研发投资等的融资需求。四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重点项目实施。五是积极扩大消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稳定和扩大消费，适应居民消费习惯变化和提质升级需要，挖掘消费热点和增长点，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六是注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立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协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挑战，推动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内外均衡，更好地畅通“双循环”。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 夯实国内需求的发展基础
　　
　　长期来看，应对需求收缩压力，归根结底还得靠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实现长期稳定扩大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经济发展，扩大需求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投资、进出口需求不断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各项重大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效益。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也应该聚焦新时期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将经济短期运行与中长期发展有效衔接，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做大做好发展的“蛋糕”，夯实扩大国内需求的发展基础。
　　
　　（ 一）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释放我国扩大内需的巨大空间潜能。一是深入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立足我国国情和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从解决区域间和区域内部发展差距的角度，深入实施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构建“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优化经济发展地理格局，挖掘我国扩大需求的巨大空间潜能。二是增强欠发达区域发展能力。加快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强化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财政供给能力，加大对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生态系统、人力资本、历史文化等整体提升，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升欠发达区域的发展能力。三是加快推进区域协作。以东西合作、南北合作为重点，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深化对口帮扶制度，完善结对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增强城市对扩大内需的带动作用。一是强化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辐射带动能力。按照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的要求，建设一批高品质中心城市，形成人居品质示范效应，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质量内涵提升转变。依托都市圈、城市群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基于现实条件优势互补、合理定位和分工，形成更多就业机会。二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和治理水平。注重市、区、县和街道等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功能配套，积极引导多样化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 形成与人口更加密集相适应的住房、教育、医疗、交通、就业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品质不断提高的服务水平。深化城市管理体制和社会政策配套改革，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升城市和社区治理水平，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促进流动人口和谐融入。三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入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建立更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坚持以城带乡，城乡统筹， 突出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型。一体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资源在城乡空间配置的均衡,避免城乡之间因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形成房地产等财富分化，缩小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
　　
　　（ 三） 推进就业优先战略，夯实扩大内需的居民收入增长基础。就业直接关乎居民收入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遇到了多次经济波动，我国的劳动参与水平始终较高，失业率总体维持在较低水平，基本保持了就业形势的稳定。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有力保障了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保持需求稳定提供了良好基础。进一步扩大需求，应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扩大就业容量的同时，将促进更好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进一步加强劳动保护和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长期利益，不断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就业信息服务智慧化、就业服务群体多元化，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和垄断，治理同工不同酬，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享受公平待遇。大力支持发展就业新业态，拓宽灵活就业渠道，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服务、劳动权益和基本生活保障。
　　
　　聚焦收入分配改革， 激发国内需求潜力
　　
　　收入分配是影响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的关键。其在国民经济运转全链条中连接着生产和消费，发挥着重要作用。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和消费能力，同时决定着社会产品能否有效地进入消费环节,间接影响着投资需求水平。应对国内需求收缩压力,也应从收入分配制度着手，结合共同富裕目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激发我国国内需求潜力。
　　
　　（一）在初次分配领域,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继续完善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深化工资制度改革，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不断健全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着力提高一线岗位和基层劳动者工资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效保护股权、债权、物权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权益。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集体和个人分享的增值收益、股权收益、资产收益。
　　
　　（二）在再分配领域，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改革完善房地产税，适时开征遗产税。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更多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 确保“房住不炒”和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多层次救助体系，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阶段性财力补助、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统筹力度。优化中央基建投资结构，优先用于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重大项目，重点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项目。
　　
　　（三）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三次分配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活动，通过公益慈善捐赠、资助和志愿服务，发挥倡导共济互助、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是对分配领域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应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精神，提倡财富源自社会又回报社会的现代慈善理念，培育互助共济的慈善文化和环境。积极培育慈善组织，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医院、学校、养老服务等公益事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 研究开征赠与税。加大对先进企业、个人和慈善组织的表彰奖励和宣传，提升全社会发展公益慈善的驱动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1期